2013年2月1日起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委会联合发布)在主要内容上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基本一致，亦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如5.2.3。
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盟破裂，埃及于1962年和1964年分别颁布了两个《宪政宣言》，直到1971年才颁布《永久宪法》。关于最高仲裁机构的如何组成，他主张应由行政与立法机构协商选出仲裁者，他们可终身任职。
借助这种理论和实践，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有效地遏制了政府的专制和独裁，保障了法治的健康发展。在他看来，这个最高仲裁机构应有权否决违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现行法律和政策。在伊朗，1979年宪法对原来宪法的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由原来的人民主权转向强调宗教主权。为了使世人能够趋善避恶，安拉就对他们加以指导和约束，伊斯兰法就是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规则。从总体上看，这个宪法草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突出强调伊斯兰传统，特别重视伊斯兰法，试图在传统宗教和法律的框架内构建现代宪法。
这种主张的背后显然带有英国宪政模式的痕迹。他指出，这种国家"不允许对沙里亚提出异议，因为它是真主的法度，是对法律规则的系统阐述，这些规则契合任何时代的人性，符合人类社会的真实要求，因为它规范的是那些按永久不变的人类生活"。[33] See Albert Armin Ehrenzwei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ijthoff N.Y. pp182-183 (1967). [34] See John G.Sprankling George R.Lanyi. 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American Courts, Stan. J. Intl L.,1983 (19), pp.35-36. [3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的规定。
而且套用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安排来证明外国法的方法，其本身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方法是基于不易获悉外国法律的事实并从那个年代传下来的，其存在的基础更多的是由于实践而非理论学说。[38]目前，我国已缔结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性质的双边协定中，对法律情报和信息事项的交换多有规定。所以，即使从诉讼程序机制的安排上，以辩论和处分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并不能完全适用家事案件的审理需要，为满足实体真实主义的需要，依据职权探知主义对当事人的辩论和处分予以适当限制，对于实质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当事人人格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效保障的必要措施。因此，较之一般的民事诉讼和国内诉讼，国际民事诉讼理应被赋予更多的实体性目标。
由此对外国法查证规则带来的影响便是：法院往往根据司法公正的需要对外国法内容和可适用性进行司法认知，而不给出充分的解释，甚至忽略了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这反过来又为外国法的查明和适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些理论和学说无一例外地由法学专家提出，[4]但一经产生，便成为司法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解决法律冲突和适用外国法的实在依据。
置身于构建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进程，完善外国法查证制度，不仅在于维护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营造公平、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在于实现推动全球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模式，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39]2012年《司法解释》对条约途径查证外国法的亦有规定，但实践中相应的司法协助条约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特别是对那些非财产性案件以及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权益的案件，在使用其他途径无法确知外国法内容的，应当启动司法协助程序。[12]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绝大多数法院改由法官而不是陪审团决定外国法的内容，法官不完全依赖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也不受制于证据规则的约束，而是依靠任何相关资料和渠道对外国法进行创造性和补充性研究，并通过司法认知等方法确定外国法的内容。[16] See Menashe Shava.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Study, N. Y. U. J. Intl L. Pol. 1984 (16), p.219. [17] See Menashe Shava.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Study, N. Y. U. J. Intl L. Pol. 1984 (16), p.218. [18] 参见《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谈判文本）Chapter II – Investment Article 13: Applicable law and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19] 参见徐鹏《论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以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
作为民商事法律制度实施的重要途径，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通过司法者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将个案处理与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适用结合起来，既保护特定的利益，又以此昭告世人实现对私法秩序的维护。为此，涉外民商事审判作为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重要保障的同时，其自身又承载着促进国际司法合作的重要使命以证明事实的规则来证明外国法，其结论有时与外国法的实际内容大相径庭却依然得到司法裁准，这在客观上减弱了外国法内容的确定性。身份关系植根于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体系，诸如婚姻、家庭、继承案件中的权利往往被称作本土权利。
由于未形成完整的冲突法法典，习惯于对抗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传统上英美法院对外国法的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明。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并不意味着他们事先已知悉了外国法的内容，选择适用外国法或第三国法律往往是当事人在交易当初对合同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合同外利益、风险因素总体性平衡的结果。
[16] See Menashe Shava.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Study, N. Y. U. J. Intl L. Pol. 1984 (16), p.219. [17] See Menashe Shava.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Study, N. Y. U. J. Intl L. Pol. 1984 (16), p.218. [18] 参见《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谈判文本）Chapter II – Investment Article 13: Applicable law and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19] 参见徐鹏《论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以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例如在Vishipco Line一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甚至得出了冲突规范任意适用的结论。
即言，国际民事诉讼纠纷虽由一国法院管辖和审理，但诉讼所解决的问题却不限于一国国内事项。所以，对外国法不能查明的标准应当严格限制，同时舍弃法院地法这个单一替代选项，对不能查明外国法采取有效制约。适用外国法是冲突规范适用的结果，外国法查证的方法难免会影响外国法的适用，但不能以外国法适用的落空而否认冲突规范的应适用性。[3] 在这方面，以深圳前海等自贸区的涉外涉港司法审判改革举措最具代表性。[15]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荷兰、丹麦，以及日本、埃及和秘鲁等大陆法国家也步德国尘足，选择了再平衡的立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并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33] See Albert Armin Ehrenzwei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ijthoff N.Y. pp182-183 (1967). [34] See John G.Sprankling George R.Lanyi. 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American Courts, Stan. J. Intl L.,1983 (19), pp.35-36. [3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的规定。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对于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并不依赖于双方的举证质证，也不能由投资法庭的法官决定，而是取决于当事国的国内司法机关或主管当局。
财产性权利义务事项的法律适用和法律查明可以依赖当事人的合意以及抗辩一方的承认或辩驳，主要是因为财产关系和商事关系具有相对性和即时性，不具有对世性和永久性，在这些领域出现去国家法的现象也不足为奇。原告在纽约州法院提起侵权诉讼，但却未能证明沙特阿拉伯侵权法的内容，初审法院遂直接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二巡会法院亦维持了初审判决。
是故外国法查证贯穿于涉外民商事审判和司法活动的全部环节，因而在各国的涉外司法实践中倍受关注。是故，即使在当今以欧洲投资仲裁法庭为代表的国际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下，对外国法的定性和查明亦显示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在一般民事诉讼旨在实现个人权利、维护实体私法和解决纠纷的目的之外，国际民事诉讼的过程和结果还影响着跨国民商事交往、国际民商事权利义务的确定、内外国法律的平等适用以及内外国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甚至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政治利益。国际社会的司法实践正逐渐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外国法的查证正在努力实现着确定外国法内容这一实体目标，限制外国法无法查明的任意性，并努力做到法律适用的正当性。[38] 在这方面，欧盟1968年《关于外国法信息的情报公约》提供了很好的范例，1979年由美洲国家组织订立的《美洲国家间关于外国法证明和资料的公约》在推动美洲国家间外国法查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随着既得权理论的衰落，事实说逐渐淡出各国司法者的视野。
因此，让当事人对外国法的内容等事项进行诉辩，不仅是查证外国法的需要，也是当事人对权利事项的处分。如果以外国法的查证规则作为限制适用外国法的工具，或者在外国法查证过程中随意以外国法无法查明为借口而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既损害了当事人对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当预期，又损害了国家司法形象和发展利益。
所以，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动提供外国法的资料或者被要求提供外国法的资料，也不论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供和证明外国法的内容，查证外国法均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完成。宋晓：程序法视野中冲突规则的适用模式，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尤其是，外国法查证制度本身的构建和实施，如果仅仅依托于程序规范的实施和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则会偏离冲突法的宗旨，背离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国际本位与合作理念。然而，制度上的供给并未有效解决实践中的矛盾与困惑，相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2]在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涉外司法审判改革前沿领域，诸多创新举措也层出不穷。
置身于构建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进程，完善外国法查证制度，不仅在于维护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营造公平、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在于实现推动全球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模式，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所以，应当调整甚至拒绝过去那些根据举证责任分担而设定的证明外国法的做法，[34]出于诉讼权利义务的安排，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当事人对外国法的诉辩对外国法进行查证，外国法毕竟是法律，外国法的内容最终应由司法依职权查明。将外国法视作事实并套用证明事实的规则查证外国法，作为推进外国法查证的措施，虽与诉讼程序运行机理无甚冲突，但客观上却与法律适用等实体性目标呈现双轨分置状态。一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终极体现方式就是使其他国际行为主体接受或者不反对一国所推行的价值目标、游戏规则、控制议事日程和国际事务博弈进程，具体到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包括对国际民商事争议的管辖和处置规则的公平度、开放度和可接受性。
[5] See Mostyn v. Fabrigaz, 1 Cowp. 161, 174 (1774), Chesh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1999, 13th ed, p.16. [6] See Menashe Shava.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A Comparative Stud, N. Y. U. J. Intl L. Pol.,1984 (16), p.216. [7] See Thomas F. Bribgman. Proof of Foreign and Facts, J. Air. L. . Com., 1980 (45), p.850. [8] See Carolyn B. Lamm and K. Elizabeth Tang. Rule 44.1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Federal Court, litigation, 2004 (30), p.31. [9] See Walton v.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233 F.2d 541(2d Cir.1956). 在该案中，原告是一名住所在阿肯色州的美国国民，被告是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的一家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商业项目。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固然需要考虑本国的制度差异、审判效率、诉讼成本以及司法资源的供给等内国利益事项，但还需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包括对外国法律的平等适用、对中外当事人的平等保护、判决在他国得以承认与执行以及对国际民商事关系发展的促进，国际利益的协调与促进之目标亦应得到保障。
对此，国际私法上有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之加以矫正，但为什么不能在外国法的查明过程中预先对这种风险予以排除？或者说，通过繁琐程序查证得来的外国法，最后需要根据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的话，恰恰说明外国法查证制度的不足。正因如此，包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如认为有第三国法律与未能查明的外国法相近的，则适用第三国的法律而不是必然适用本地法律，例如，对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法律无法查证的，可以考虑适用英国的法律，以契合多边冲突规则下的国际立场和个案的实体公正。
向在胜：从历史视角论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外国法的程序地位，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对应适用的外国法，如果当事人对其内容以及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予以确认。
